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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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常书鸿再画敦煌飞天图。

  叶文玲著常书鸿画传《敦煌铸就五字碑》。

  常书鸿手稿。

  居京琐记封面选用常书鸿、冰心、胡风三人肖像。

  1953年,常书鸿画莫高窟九层楼。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建栈道。



  

  “说完巴黎说敦煌,

  长江黄河长又长”

  认识常书鸿是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当时我负责采访文化活动,不时会在一些场合与常书鸿见面。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的“居京琐记”栏目,请一些文化老人谈自己居住北京的各种感受。我写信前去,请他赐稿。

  很快,常书鸿寄来三页稿纸的《北京的变迁》。手稿他改了又改,极为认真。收到稿件,我打去电话,他要我在手稿最后补上一句:“我幸福地看到,祖国已经踏上了振兴的道路。”如此漂亮的手稿,被我的难看的字加了一句,真是糟蹋了。排出校样,寄去请他校订,他又做了少许调整与润色,标题改为《耄耋之年话北京》。

  常书鸿是满族人,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他人生的第一个数字“6”,出现了。

  常书鸿晚年离开敦煌之后才在北京居住。他在文中,提及相伴敦煌四十年的那种融入血肉的关联:

  

  时间在消逝,年龄也随着历史在演变。三十年代,我在法国学习时,发现伟大的敦煌民族艺术宝库,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分别受到资产阶级所谓“学者”们的劫夺和破坏。作为炎黄不肖子孙,怀着败子回头振兴中华的意愿,我到敦煌从事保护研究,匆匆四十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承蒙党和国家的关照,我来到了北京,养尊处优地居住在日新月异变化中的首都闹市中。

  (《耄耋之年话北京》)

  

  敦煌,在常书鸿心中。四十年,艰苦而悠长的日日夜夜,他把一切留在了敦煌。赵朴初先生最早称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五个大字,当之无愧。

  准备发表常书鸿这篇文章时,我寄去照片请丁聪先生配图。丁聪画常书鸿肖像,颇为形象,因是谈北京的变迁,他特意在肖像旁画了文中所写的紫禁城建筑。十几年过去,结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稼明兄,我将《居京琐记》结集于1999年出版,封面设计时,选用三个人物:冰心、胡风、常书鸿,他们分别生于1900、1902、1904。在我而言,这也是与常书鸿的一个机缘。

  常书鸿发现敦煌却是一个偶然。留学巴黎期间,1935年,一次塞纳河畔的傍晚散步,从此改变他未来的人生走向。

  走进新千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请与常书鸿熟悉的叶文玲大姐,撰写常书鸿画传《敦煌铸就五字碑》。读叶文玲文字与图片,深为常书鸿的敦煌情结所感动。恰在此时,2002年吉林卫视“回家”栏目创办,找到我,希望我能做该栏目的艺术总监,挑选一些合适的文人拍摄他们的“回家”。清明时节,拍摄第一批人物,分别为丁聪、郁风、余光中、冯骥才。画传出版时,我自然想到了常书鸿。

  常书鸿早在1994年去世,但这样一个伟大的“敦煌守护神”,怎么能不拍呢?我找到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问她能否重回敦煌,拍摄“回家”。常沙娜与父亲从巴黎到敦煌,经历诸多变故之后,在父亲心目中女儿是最大的精神安慰,是女儿一直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常沙娜同意了,因为每年她都会前往敦煌一次,祭拜父亲。生于1931年的她,此时已过古稀之年。在敦煌,她敞开胸怀,谈父亲常书鸿,谈母亲陈芝秀,谈陪同父亲在莫高窟读过一个个黄沙弥漫、无比艰辛的日子。我有事未能同往,但依然高兴,能有这样一次全程拍摄,留下诸多珍贵镜头。在常沙娜、叶文玲等人的讲述中,“敦煌守护神”的形象顿时立体而丰富。

  常书鸿与陈秀芝于1925年结婚,1928年陈秀芝来到法国,与常书鸿汇合,也开始美术留学生活。1931年常沙娜出生,姓名取自塞纳河的谐音。她在节目中这样回忆父亲与敦煌的偶遇:

  

  巴黎塞纳河边经常有书摊子,他在书摊上发现的,上头写着《敦煌石窟图录》,伯希河的,印刷了这么一本,他一翻,讲的都是在中国,在甘肃西北,发现了有这样的藏经洞,藏经洞里都是卷画,还有那里有石窟,我父亲很惊讶,他说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自己有这样的宝藏。

  (“回家”之《常书鸿:大漠痴魂》)

  

  这本《敦煌石窟图录》,令常书鸿虽然人在巴黎,心却早已飞到遥远荒漠中的敦煌。他说过,自己曾是个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而敦煌艺术却早于欧洲近一千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毅然决然,要离开巴黎,期待与敦煌拥抱。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常书鸿。主意一旦拿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妻子学业未能完成,他却执意前往敦煌。1936年,留下妻子和女儿,他独自一人,踏上归国之路。

  常书鸿人生的又一个数字“6”,为了敦煌!

  回到国内,中国正处在战争漩涡,哪里谈得上敦煌的保护?等候几年之后,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期待已久的敦煌之行,即将启程。半年之后,1943年3月24日,历经千辛万苦的跋涉,年复一年魂萦梦牵的敦煌,终于出现在常书鸿眼前。无比艰难的日子,从此与之伴随。陶醉其中的幸福,旁人却无法体会。

  在常书鸿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经破败不堪,附近的农民不仅在洞窟里生火做饭,而且还在莫高窟前的绿洲中放牧。原本为绘画艺术而来的常书鸿开始带领大家清理积沙、修筑防沙墙,原本拿画笔的手开始挥动铁锹。同时,常书鸿着手绘制莫高窟全景地图,为敦煌学研究积累最基础的资料。那时的敦煌是千里沙漠的一个点,在荒无人烟的绝境中,他们忍受着被人遗忘的苦痛和恐惧。

  守护敦煌,漫长四十年!

  可以说,敦煌永远在常书鸿心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政协委员的他,如果小组发言,必说敦煌。认识不少与常书鸿熟悉的前辈,他们开玩笑说,小组会上,常书鸿讲话总是从巴黎谈到敦煌。于是,便有了一个顺口溜:“说完巴黎说敦煌,黄河长江长又长。”同为一组的黄苗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我们政协文艺界这个小组的委员,都很尊敬常老,大家开小组会时都有一个准备:如果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有常老发言,大家就只有听的份了——常老的发言,自始至终就是敦煌。”

  怎么能不谈敦煌?那是他的人生最艰辛也最辉煌的地方。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执着、坚韧、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敦煌到底会怎样?

  

  这个院落的故事

  再到敦煌莫高窟,又一次走进常书鸿生活过的院落。自1943年抵达莫高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一直住在这里。先后与他相伴的有妻子、儿女,有董希文夫妇、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夫妇、潘絜兹夫妇等同仁。四十年岁月,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依次在此发生。

  走进院落,迎面是两棵大树。常沙娜对“回家”摄制组人员说,这两棵树是父亲亲手种植的。说起父亲与树,她伤感难已:

  

  他在的时候种的,原来是一个寺庙,它没有这个树,他特别喜欢植物的东西。这叫长巴梨,这个刚结的,这个梨现在不大了,很小,但是很甜,我秋天下半年来他们老给我摘,带回北京吃去,很有意思,我每次来都在这里照相,现在长高了,原来我都趴在这个上头,上个月正好是梨花盛开的时候,一晃,当年我十几岁,现在都七十多岁,半个多世纪过了,不过这个房子景依旧,人都去了,我父亲也去了。

  (“回家”之《常书鸿:大漠痴魂》)

  

  遥想当年,敦煌生活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坚持走下去,未能陪伴到底的却是结婚长达二十年的妻子。1945年,敦煌研究所新调来一位总务主任,与陈芝秀恰好是诸暨老乡,他对陈芝秀的热情与殷勤,很快由暧昧变为私通。此时的陈芝秀,再也无法忍受敦煌的艰苦,她执意前往兰州看病,实则是“私奔”出走。

  常书鸿开始并不知道陈芝秀是出走,以为是去兰州治病。同仁董希文从一位小喇嘛处截获陈芝秀的信件,才知道事实真相。叶文玲在画传中写到,当董希文把信交给常书鸿,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位老师,一双眼睛竟然刹那间“变成两个深深的黑洞”。

  夺妻之恨,令常书鸿陷入了极度的愤怒,他撕碎了所有陈芝秀的照片。

  私奔之后的陈芝秀未来的生活却十分艰难。与那位老乡结婚之后,五十年代丈夫被定为“反革命罪”关押狱中而去世。之后,陈芝秀再嫁给一位工人。时隔十八年,1963年,常沙娜终于在故乡杭州,重新见到母亲陈芝秀。

  一次令常沙娜难以忘怀的场景。说起这次重逢,常沙娜语气颇为平静:

  

  见了以后我一看,我非常同情、心疼,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打扮得很讲究,完全是比家庭妇女,比一个佣人还要惨。我们两个人默默对视,没有掉眼泪。

  她后来说她更惨了,她跟工人有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了也有孙子,但是儿媳妇对她非常不好,她像老妈子一样,后来赞助她,又赞助她,大概(每个月)二十块钱差不多,她每次给我来封信,说那个你寄来的钱我特别高兴,我拿了你的钱买了两袋奶粉,买了一个热水袋,我买了一点什么药。

  (“回家”之《常书鸿:大漠痴魂》)

  

  陈芝秀1979年因心脏病离开人世。常沙娜重新粘合父亲撕碎的照片,她还四处询问父亲的朋友,从他们那里找回所有的母亲照片。毕竟母亲曾在敦煌度过艰难的日子,毕竟母亲养育常沙娜这位优秀的工艺美术人才。母女情深,常在心中。

  过去的一页,如此翻过。

  

  1946年,李乘仙如期而至

  抗战胜利前后,常书鸿没有想到,敦煌却一下子陷入困境。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莫高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得知消息,四处致信,寻求支援。每封信的后面,他总是忘不了加上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一个月后,日本投降,举国同庆。可是,与常书鸿一起前来敦煌的不少同仁,开始思乡还家,一个接一个前来提出离去。董希文夫妇先行离开,随后是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夫妇,他们三人都是与董希文夫妇陪同常书鸿一起最早来到敦煌的。

  潘絜兹也提出离开。他来敦煌时间并不长,但在常书鸿眼里,潘絜兹是与董希文、李浴一样不可多得的敦煌人才。陈秀芝的出走,已让他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同仁们家庭的稳固,他不愿意同样的悲剧在潘絜兹身上出现。

  无法挽留,他只能忍痛割爱,目送一个个学生、助手,踏上归途,身影消失在荒漠远方。

  我没有想到,1984年,除常书鸿之外,与曾在敦煌度过艰难日子的潘絜兹先生,我也有所交往。在约请常书鸿为“居京琐记”写稿时,我也给潘絜兹寄去约稿信和已经发表的文章,请他赐稿。《乡情》这篇文章发表后,我随信附寄报纸,并走进北官房胡同拜访这位著名工笔画画家。后来,他又写来《招鸟归来》一文,对把鸟关进鸟笼与国外任鸟自由飞翔的现象进行比较。他的两篇文章,都堪称美文。

  2002年潘絜兹去世。我的晚报同事侯秀芳撰写《潘絜兹画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写潘絜兹在敦煌临摹的细节,读来感人:

  

  潘絜兹和伙伴们去洞窟里临摹。洞里黑黢黢的,点着煤油灯也就只能照亮一小片墙,壁画又很大,上去看,上来画,有时要反复好几次,才能画好一笔。有的壁画在天花板上,仰头时间长了,脖子都酸了,还要趴在地上画。由于当时物质匮乏,加上研究所的经费少得可怜,他们几乎得不到起码的工作条件,只好自己动手。董希文好研究,他创造了许多土办法,像矾纸,就是用热水化开胶,加矾化在一个木槽子里,一张纸一张纸地过,使生纸变为熟纸;修笔,就是把毛笔改为适用的笔,坏了的笔也可以修出尖来再用;制色,就是把黄土、白垩、红土放到碗里研磨;裱褙,就是把画托纸加固。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在晚上,白天都各自分散在一个个的石窟里。

  (《潘絜兹画传》)

  

  潘絜兹讲述的这些故事,早已融进敦煌的历史之中。

  

  回到1945年在敦煌陷入困境的常书鸿。曾经患难与共的诸多同仁,先后离开敦煌,为敦煌再招收一批新人,成了常书鸿当务之急。

  为了生存发展,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前往一千公里之外的兰州,在那里举办双人画展。画展虽然成功,却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听从朋友劝告,奔赴重庆,寻求支持。

  走进1946年新年。为了敦煌未来事业的发展,常书鸿在重庆几个月时间四处奔波,终于在五月,与中央研究院院子傅斯年见面,得到有效支持。“敦煌艺术工作人员招聘处”的招牌,立在常书鸿下榻的旅馆。他再次为敦煌招兵买马,他对每一位报名者,都一一面试,有的老朋友也写信推荐志愿者。

  1946年5月29日这一天,对常书鸿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虽然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前来应聘的姑娘,一年之后,会成为他的妻子。

  她是李乘仙,生于1924年,比常书鸿小二十岁,迷恋绘画。当天面试之后,常书鸿在日记写道:“5月29日晨,李乘仙来,请求去敦,并列其作品呈检,尚合格,准其随去敦煌。”

  常书鸿人生至为关键的第三个“6”,如期而至!

  招聘颇为顺利。离开重庆,常书鸿坐上一辆十轮大卡车,满载小型发电机、照相机、胶卷、绘图纸张、画笔、颜料等其他物资,返回敦煌。李乘仙暂时不能同行,将随后自行前往,但她在面试时对敦煌的向往痴情,常书鸿为之感动。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另一份爱情,在缓缓前来。

  途经成都,他遇到在北平国立艺专学校教过的两位毕业生霍熙亮、范文藻,在艺专共事的教师沈福文夫妇,他们一起与之同行,奔赴敦煌。正是这位沈福文,大约不到一年,于1947年沈福文致信常书鸿,内容大致如下:

  

  常先生,你不是说不日要到兰州办事吗?赶快来吧!依我看,趁便,你就把李小姐李乘仙的好事办了算了,我们观察她也近一年了,她真是如您期望的那样,是一位敦煌痴人,我们把您的事都跟她说了,她同意,她从心底尊敬您……

  

  1947年,常书鸿与李乘仙在敦煌结婚。今年2017年,正好是他们结婚七十年的纪念日。

  真正理解常书鸿的是李乘仙。从1946年抵达敦煌,1947年两人结婚,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三十六年的艰难岁月。叶文玲在画传中的这段话写得特别好:“李乘仙对这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辈似的师长,充满了崇拜和尊敬。爱情需要崇拜和尊敬,常书鸿是值得崇拜和尊敬的,常书鸿就是她心中的敦煌。”

  1994年常书鸿去世之后,李乘仙撰文怀念,她写下的这段文字,我把它作为补白,印在画传上:

  

  1982年,先生和我迁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对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

  

  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只有李乘仙,才真正理解常书鸿与敦煌融为一体的那种至真至深情感。

  常书鸿去世之后,骨灰运回敦煌,墓碑面对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他曾精心画过九层楼,现在,他魂归敦煌,永远不会离开了。

  再次观看“回家”,听常沙娜讲述父亲的故事。我眼前出现的是1945年的一个画面:母亲出走后,十四岁的女儿常沙娜成为常书鸿最大的安慰与依靠,父亲绘画时,她在一旁掌灯,她用心呵护父亲,陪伴他走出精神低谷……

  一年一度,常沙娜总是来到敦煌为父亲扫墓。她又一次来到这里,细心地用抹布擦去墓碑的灰尘,为父亲献上花束。站在墓碑前,她深情地对父亲说:“爸爸,我今天又从北京带了新的花给你种上。老爸,一年到头在这里,他说他不信佛,但是如果有来世他还作常书鸿,我还要继续他的事业,那就是保护研究敦煌的艺术。”

  常书鸿, 此生只为敦煌。

  敦煌有幸,常书鸿有幸!

  1939年,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在昆明。

  1993年,常书鸿与常沙娜在家中会见日本画家中安根,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照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