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史上的“段文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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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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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文杰对敦煌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敦煌艺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索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敦煌壁画临摹方面不仅个人成就卓著,而且开始了科学总结,为创建临摹学的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近70年历史中,共有三位领导人,即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在全国的科研院所中是绝无仅有的。也为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一个个案探讨学术机构的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1980年,中共甘肃省委对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调整,调整和加强了领班子。在这次调整中,段文杰被任命为第一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从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到1998年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18年中,既是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18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学术进步、走向世界、机构建设的黄金时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称为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时代”。
  “段文杰时代”是敦煌研究院各项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这都与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就是段文杰先生亲自筹划并领导实施的。
  第一,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第二,创办《敦煌研究》;第三,创建敦煌研究院;第四,延揽及大力培养人才;第五,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第六,创建年国敦煌石窟葆护研究基金会;第七,为敦煌研究走向世界而努力。以上各项工作都是在段文杰先生的领导下实施的,有些就是段先生具体操作完成的。而且许多都是开创性的,为敦煌学的繁荣及走向世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段文杰先生为什么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或者是什么成就了段文杰,创造了一个“段文杰时代”?
  人的一生可能遇不到机遇,或者遇到机遇而抓不住机遇。既能遇到机遇又能抓住机遇的毕竟是少数人,即是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段文杰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历史创造了段文杰,而不是其他人,自然有其各方面的因素,或者说是段文杰本人创造了自己。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因素创造了段文杰: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自尊心。
  爱国主义是段文杰那代人心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当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时,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笼罩中国大地的时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向科学进军”,“奋起夺回敦煌学中心”是当时国人的共同心愿。
  据段文杰自述,他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在我头脑中萦绕,这就是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迈开大步向前发展。在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的石窟艺术和敦煌文书各科项目的研究完全停止。而香港、台湾的敦煌学者和日本、法国的学者在对敦煌文化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此外,俄、美、英等国也都有一定的敦煌学著述问世。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无怪乎一位日本学者发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断言。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但是,扼腕叹息无济于事。我们只有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
  他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前言》中说,当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冷风,说甚么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却在外国。每一个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对此,心情确实是不平静的,特别是长期在敦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更是憋着一股‘劲儿’”。
  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十年规划中提出了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其目的就是“比较全面地展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新水平”。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的编辑出版“不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开创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会使敦煌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敦煌学的繁荣”。
  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也是“坚持敦煌工作十几年和数十年的研究人员,怀着对文物事业的
  责任性和扭转敦煌文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革命热情,重整旗鼓,埋头苦干”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第二,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
  在敦煌研究院近70年的风风雨雨中,肯定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尤其是经历过“反右”、“文革”,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恩恩怨怨也属正常。但如何处理、化解这些矛盾,则需要一定的领导艺术,尤其是要有一颗宽阔善良的心。
  据段文杰自述,1980年“我担任第一副所长后,过去在历次运动中积极参与批斗我的一些人有些紧张,担心我搞报复”。而段文杰先生“不是一个纠缠个人恩怨的人”,或者说将个人恩怨“抛在脑后”的人。他“认为有些人在运动中参与整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是迫于某些人的压力,无可奈何的行为,很多人也不是出白本意,不应过多计较。不能把政治运动中的恩恩怨怨埋在心里,变成下一次人与人斗争的种子,决不能把这种错误的斗争延续下去,冤冤相报何时了”。
  敦煌研究院关友惠先生说:“实际上段先生与常先生在学术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在50年代到70年代末,段先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上是由段先生主持的,虽然经过多次冲击,段先生却一直认真地工作,他经常说的一句话说是‘内心无私天地宽’。他从不背后议论人,虽然与常有些个人恩怨,他从不议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内心无私天地宽”,“从不背后议论人”,正是段文杰先生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人心自有公道,人心自有公理。也正是由于段先生高尚人格的感召和以身作则的榜样,“才化解矛盾,促进团结,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研究和保护工作上来”,并尽力发挥老中年研究人员的作用,开创了敦煌研究的新局面。     第三,高尚的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
  段先生能得到省委的重用和“敦煌人”的尊敬,还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密切相关。如1980年编辑、1982年出版的《敦煌研究文集》就是在段先生主持下编辑出版的,段先生也为《文集》撰写了“前言”。但本书署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而不是“段文杰主编”。随后的《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及以后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等也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看看敦煌研究院编辑的各类出版物,基本上没有个人署名的,就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都是集体署名。这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学人反思和学习。
  另据贺世哲先生回忆,段文杰“把研究院的很多年轻人送到国外进修学习,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他的儿子也是搞艺术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利用敦煌研究院与日本的这种关系,为他的儿子谋过利益。对比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之类,像段先生这样清廉的领导实在是很少的。这在我们院里也可以说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现在院领导也都非常清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由于段先生的以身作则和高尚情操,为敦煌研究院和学术界树立了典范。我曾在《“敦煌人”和敦煌石窟》中说,随着老一代“敦煌人”的离世退休,“不仅仅使我们失去了学术上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使我们在做人、做事方面缺少了楷模”。希望段先生的精神永存,为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保存一点点人性的纯真。
  2004年,敦煌研究院举行会议,纪念常书鸿先生百年诞辰;2007年,煌研究院举行了“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现在,我们又在这里缅怀段文杰先生,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敦煌研究院的现任领导不忘历史、尊重前辈的创业成就,本身就值得我们尊敬和赞赏。
  段文杰选择了敦煌,敦煌成就了段文杰。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像段文杰这样在本专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型知识分子,更需要像段文杰这样热切地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义无反顾地为敦煌事业无私奉献的公共知识分子。傅国涌先生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毫不吝啬地把至高的荣誉都献给那些整天受媒体追捧、到处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文化人,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那才是最大最深的悲哀。”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科研工作条件比以前好了许多许多,但在浮躁的社会中,我们却变得更实际、更实在、更实惠了,常常被各种利益所诱惑,而缺少的则是事业性、责任性和敬业精神,尤其是对事业的执着。实际上,历史是很公正的,在变幻不定的现世评判标准之外,在人类的文明史当中,始终有不变的确定的尺度。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像段文杰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历史会记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们的社会,就需要像段文杰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会为拥有他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