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樊锦诗:敦煌文物为何躲过红卫兵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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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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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何可人/撰文)

  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正在大兴攻占瓜州、沙洲和肃州的狼烟。外族侵袭,国土扰乱,瓜州大云寺内的比丘们,为保护佛学圣经免于战火涂炭,正在紧张地将无数经卷搬迁至莫高窟内,并将其一一罩藏于壁中。1月13日,游历至河西走廊,正巧投宿沙洲的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无意间目睹了这一幕。他参与了这项义举,敬心抄写一卷《般若波罗蜜心经》,并在佛祖面前,许下了两个心愿: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赵行德的生平、他与小娘子的故事,早已湮灭难考。但这个善念充盈,情意丰满的故事,仿佛为千年之后莫高窟的守护者、记录者们的人生故事定下基调:护经人、读书人、小娘子,和他们之间真实又传奇,执着又从容,沧桑又温馨的行与愿。

  公元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三的女学生樊锦诗,突然接到了学校的一项安排-去敦煌研究所工作实习。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的她,恰好刚读完《人民文学》连续两期登载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文中主人公原型常书鸿先生,将半生心血和全部生活用来研究守护莫高窟。三危山遥远,千佛洞劫后余生,护宝人身披传奇风度……敦煌的一切,都让樊锦诗神往。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平,长在上海。这次突如其来的“即兴采风”,让她兴奋不已。她认为自己是被幸运选中的那一个。

  岂知边塞苦?24岁的樊锦诗尚不能洞察天机,她还不知道,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一信一动后,自己已在敦煌守护了五十余年。

  “但愿不要再去了吧?”

  五十年后,樊锦诗一口软哝哝的沪音已被西北粗糙的风吹硬。但描述起初进洞的震撼时,她找到当年的天真口吻,“看一个——好,再看一个——还好。连着看了好几天……哎呀,好像进入了一个艺术的宫殿,好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可若真问她当时看出了什么门道,她似乎也只能说:“第275窟的那个交脚菩萨,她那副神态自若……看了好几天,记不住啊。”

  更让她难以置信的是洞外的世界:一片破败。进洞没有楼梯,只有悬挂的“蜈蚣梯”——一根树干插上树枝。初爬颤颤巍巍的蜈蚣梯,樊锦诗胆子是不太大的。她只能揣着几个干馒头进洞,尽量不喝水的呆着,省的攀上爬下。

  一天吃两顿饭,十点一顿,下午四五点一顿。住的房子是泥块搭建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洋厕所--这和她在上海的家、北京的学校相差太大了。“房子天花板是纸糊的,会时不时“咚”地掉下一个老鼠,真是吓坏我了,我见不得老鼠这样的东西。”说这话,樊锦诗还使用着江浙人的习惯用语。实习就她一个女学生,晚上起夜上厕所得出门走一段。有一次她甚至在黑茫茫中看见绿绿的两只眼睛,“这就是当地老乡们口中的狼吧!”樊锦诗吓的得赶紧缩回宿舍,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亮一看,原来是一头驴的大眼珠子。

至于常书鸿先生,樊锦诗初见后心中也颇有失望:“若不是架了副眼镜,不说话的样子跟老农民也差不多。”

  她得出结论:这个研究所条件太差了。

  这样的条件下,水土不服的樊锦诗生病了。

  在莫高窟,要是生病了,需要被驴车拉着担架去县城医院才能治疗。就这样,实习不到三个月的樊锦诗回到了北京,走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但愿不要再回去了吧。”

  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拿着毕业分配书,顶住了父亲的反对意见,背着行李,再次转向西行,回到了莫高窟。

  刚到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正赶上雕塑家孙纪元寻思着给敦煌研究工作者雕刻一座石像,据说是要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馆里。这座雕像孙纪元取名“青春”。研究所里伶仃几位师傅,哪有刚来的小姑娘樊锦诗来得青春。孙纪元找樊锦诗要了几张毕业大头照,以此辈蓝本,很快雕刻好了石像:梳着小揪揪的短发姑娘,背着书包,左手拿着一顶大草帽,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路在脚下立即出发的神态。

  五十多年来,每每接受采访谈到这座雕像,樊锦诗总是先澄清:“这座雕像不是我,只是以我为蓝本。”但在大家心里,这座名为“青春”的石像就是樊锦诗。最终,“青春”没有去成大使馆,“青春”留在了敦煌研究院里。2015年,有一家来自樊锦诗老家上海的记者去敦煌采访,拍摄了一张她与“青春”的合影,五十年前的“青春”面容刚毅坚决,五十年后的樊锦诗笑的喜悦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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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莫高窟这批人很‘怪’!”

  樊锦诗觉得莫高窟这批人很“怪”。在敦煌,他们仿佛身在一个孤岛上,戈壁、沙漠……这样一个消息闭塞,没电没水的地方--敦煌研究所1981年才通电--可是这些先生们,他们居然已经在这里待了20年。

他们从浮华巴黎走来,从江河湖泊边走来,从军队大院走来,从高校工作室走来,他们拎起暖水瓶揣着干馒头,爬进黑暗的洞窟,靠镜子和白纸反射洞外的一线日光,整日整夜的地临摹壁画,参详千年光阴不肯亲易轻易透露的隐秘。

  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社会风云不断翻涌的时候,他们在洞窟里,坐在三级架上,微倾着上身,随日影移动,净心与佛意缄默相对。

  他们是艺术家,他们难道不想创造出有自己独特个性风格的作品?他们不想开画展,出画册吗?他们没想过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吗?放弃个性,藏好自我,小心翼翼地谦卑地临摹一千年前不知名画师的笔迹,能让他们内心满足吗?

  他们的妻子儿女呢?他们的情感家庭呢?

  樊锦诗几十年前的疑惑,变成了现在她不断提起的自豪和骄傲。已经是樊院长的她,身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身份的人,总是反复讲述自己的前辈。

  “我在敦煌52年,不知从何说起。还得说这些老先生。常书鸿先生,‘书’是书本的‘书’,‘鸿’是鸿雁的‘鸿’,71年前他……”

  “50年代的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文杰老先生被打成右派,被斗争、被劳动完后,他仍然上洞去画画;文化大革命又把他抓来批斗,还发放到农村,林彪事件后落实政策,他,他们毅然地回来了。”

  樊锦诗说,赞誉和嘉奖让自己“心里发虚”。她一再强调,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荣誉:“给我奖,我好意思得吗?这是我的真心话,苦他们吃完了,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到诬蔑,到我这个时间,奖都给我们了,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文物一点没有被破坏”

  接受毕业分配、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的大学生樊锦诗决心在敦煌好好干,用一己所学,发掘、拍照、测量,将敦煌莫高窟的宝贝一一记录下来,再写出一卷一卷的报告。没想到,刚工作三年内,就赶上搞了两次“社教”。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叫‘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干部都要下乡去。我们学生就给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教育。”

  第一次“社教”还在敦煌,1963年,为期一个月。第二次“社教”樊锦诗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山丹县。“从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后一共十个月。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能搞出什么研究来?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现在反过去看,肯定不行。”樊锦诗总懊悔光阴被耽误,自己没有在考古专业上做更多。

  “社教”消停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我问她:“‘文革’中,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个都停下来了?”

  老人忽然从沙发立起前倾上半身,抢答到:“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文物一点没有被破坏。”

  “为什么?”

  “源于几个原因。第一中央还是注意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来一个通知:文化遗产要保护。”

  “但许多文物保护单位,并没逃过损坏啊。”

  “那是他们不像话!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研究所里的人,保护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我们也怕红卫兵来。我们跟红卫兵说,这可不是四旧。其实红卫兵闹四旧是瞎闹的,他们也想来看看有名的敦煌。他说你们放心,我们是来看看。我们跟他们一起写大字报,比如首都什么红卫兵,什么造反,什么兵团。我们的名字挂上,往墙上、街上这么一贴,好像就保险了。实际上大家保护这个,心挺齐的。”樊锦诗回忆当年的革命风潮,仿佛轻松多过苦难。

  并非如此。在那个席卷一切推翻一切的年代,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没有躲得过诋讦毁谤。

  研究所那时还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共有48位职工。“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了,这里头也夹着一些成见啊、矛盾。”樊锦诗不讳言当时的人心乱相:“‘文革’中研究所我们48个人,分了十几派。你说我是老保,我说你是老保--保守派不革命、不先进,是落后的……两个人,一个说一个是狗,一个说一个是什么狼。现在听听都是笑话。当时大家都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啥我们就是啥。比如我吧,毛主席说,你们是革命小将,我们还很得意。毛主席说话,我们一点都不怀疑的。”

  “可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敦煌研究院从成立到现在,一直保护着文物。即使有的人很革命,但是这点上是共同的。我们常年在这里工作,那不是牛鬼蛇神,是珍贵的文物,世界级的文物啊。当时当然不那么说,但是大家心里清楚,这怎么会是牛鬼蛇神?这样好的文物不要保护吗?”

  “所以这是一致的。”一再重复这个意思,樊锦诗抬起右手,四指攥住,只留大拇指覆在拳外。仿佛在遥敬当年于杌陧中困苦挣扎,仍一致坚持“保护文物”的全体同人。

  确实值得尊敬和感慨。文革中的的曲阜孔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一拥而上的数百名造反派扫荡,石碑石像被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若要破坏莫高窟,根本无需如此阵仗,更不需要雷管和火药。“全都是泥巴的啊,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个棒一敲不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樊锦诗边说边挥动了一下双手,模拟了一下那个能轻而易举实施的破坏动作。“我们也有人到社会上参加造反,也有人去参加武斗,但是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

  若有一人生出破坏的异心,莫高窟都难逃劫数。这个守护成果,需要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的维护。不管是发声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错轨的,有过大非的全体人。樊锦诗坚持这一点认知。

多年后,高尔泰在《寻找家园》里记录下自己在莫高窟所见所感,对当时研究所一些人有所批判。樊锦诗不以为然:“用我们西北话,我对他不感冒。”在她看来,荒唐又动乱的岁月里,“守住文物”是最重要的事,是全体人一起完成的最大功德。此外,对往事的淡薄不执著,也源于她内心对往昔错谬的哀矜勿喜,对故人的垂悯爱护。

  “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

  1998年,樊锦诗接过从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段文杰传下来的接力棒,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她利用自己出身考古专业所具有的科技敏感,让国家建设了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利用设施。她甚至成了一名“导演”。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会循环播放一部时长20分钟的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影片的结尾显示,总导演是:樊锦诗。

  这彻底改变了莫高窟游客们的参观模式。樊锦诗经得起认可声,也顶住了质疑声。减少游客在洞窟滞留时间,提高莫高窟游客承载量,这是她为莫高窟和普通游客做出权衡之举。

  这么做有深切的缘由--“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院长对外演讲时,除了几位“老先生”,几乎必讲的就是莫高窟的病害。她分条缕析的对最普通听众解释何谓“起甲”、“空鼓”、“酥碱”、“山体裂缝”,用最通俗的语言,生怕听者不懂。

  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座稀世珍宝,有着这样那样的病痛伤害,它一直在退化,最终会消失。

  无数敦煌人有无数种和敦煌相遇的方式,他们又如何面对与敦煌告别呢?

  “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樊锦诗平静的说。

  “你明知道它慢慢要退化,你明知道我要老,让他别老可能吗?你别老,你别死,不可能。”

  几代敦煌人,将他们的一辈子,交付给这座他们明知要走向终点的莫高窟。他们立志尽可能为它延年益寿,让它退化的地慢一点,再慢一点。没有后悔,只想向天再借一千年。

  “敦煌的女儿”

  2015年10月17号,两度赴敦煌采访的杂志《生活月刊》,将自己为敦煌莫高窟人写就的篇章集结成书。新书《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发布会选在了北京。77岁的樊锦诗出现在了这样的场合里。她身着黄土色夹克,灰色裤子,垂下的双手被过于宽大的外套遮了大半。身上带着“静”气,笑是小姑娘般的新鲜开朗。众人说她笑的好,她自嘲:“如今我是老天真。”

  有人随口问一句:“今天北京雾霾特别大,敦煌有雾霾吗?”樊锦诗清晰地回答:“敦煌没有雾霾。敦煌有蓝天绿树,有鸟,有骆驼,有星星有月亮。到了晚上,看得特别清楚。”

  她说敦煌,像说自家令人骄傲的孩子。

  敦煌是她倾注一生心血的孩子,她又被人称为“敦煌的女儿”。这是她与敦煌之间相互相续的因缘。

  千佛洞中,众神相遇。常书鸿、向达、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欧阳琳、孙儒僩……这些锦绣名字的归属者们,弃掉浮世来到莫高窟,兀兀穷年,沥尽心血。甘苦之间,敦煌辜负过他们吗?敦煌慰藉过他们吗?“樊锦诗新书里写下回答:“在莫高窟,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和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就是极大的幸福。”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在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明、清后,在经历过动乱,战火,贼盗之后,在等来了王圆箓、等来了斯坦因伯希和、等来了日本探险队、俄国考察队、美国远征队之后,近乎成为一片颓荒的废墟。莫高窟在缄默中无声召唤,终于等到了这个时代里属于它的痴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