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艺术的珍贵价值

-石窟的珍贵价值-

>> 走近莫高窟 >> 石窟的珍贵价值

  敦煌石窟艺术,大多以佛教经典为依据,但佛国世界的创造,与现实生活发生密切关系,要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佛国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射。历经一千年创造的敦煌石窟艺术,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一千年古代社会的生活,展示了一千年内涵丰富的文化。所以敦煌石窟不仅是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而且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我们从历史、艺术、科技三个方面简述敦煌石窟的珍贵价值。


  (一)历史价值

  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供养人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使我们了解了与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营建史有密切关系的阴、索、李、翟、张、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他们相互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与周围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复杂关系,他们营造敦煌石窟的史实。都是研究张、曹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珍贵资料。还使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拓拔鲜卑、吐蕃、吐谷浑、回鹘、党羌、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他们的文化艺术;反映了唐代的仪卫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归义军政权的管制等。

  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如农牧业方面,有耕作、收获、捕渔、家畜饲养、狩猎。庄园收获图和寺院收获图,告诉了我们唐代“庄园”与“寺院”经济的消息。手工业方面有锻铁、酿酒、制陶、纺线、织褐、皮匠、制鞋、画匠、伎匠、塑匠、纸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银匠、弓匠、踏碓师。商业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银行、木行、弓行等。据藏经洞文献记载,称“匠”者共有二十余种。将壁画与藏经洞文献结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面貌。

  法华经变、涅盘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过往胡商、汉贾必经之地,也是从事丝绸贸易与中转之地。壁画中描绘了中原与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北周第296窟福田经变,一边是高鼻深目的胡商,牵着载有货物的骆驼,另一边是骑马的中国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相遇在桥上。同时也透出了古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艰难险阻的消息。如隋代第420窟法华经变,商队赶着满载丝绸的骆驼和毛驴,路遇大批武装的强盗,商队的财货被抢劫一空;唐代第45窟观音经变,一群胡商赶着毛驴,载着丝绸在山谷中遇到了强盗。

  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外交往来、文化交流之路。敦煌壁画也有图像的记载,如唐代第323窟描绘了出使西域的西汉使臣张骞;五代、宋第98、454窟描绘了出使印度的唐代使臣王玄策;中唐、五代、宋的第231、237、98、61、72窟描绘了西行求法和活跃于河西走廊的名僧刘萨诃,莫高窟第126窟、榆林窟第2、3、29窟刻画了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事迹,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在唐宋的第323、9、108、454窟也有描绘。

  古代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民情风俗场景在壁画中无处不见。盛唐到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普遍绘画了嫁娶图,表现了佛经所言,弥勒世界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的内容。图中表现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广泛流行两种不同的婚俗,一种是受汉人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方行聘娶婚,即男方行聘,迎娶新娘,回家成婚;另一种是西域民族风俗,男就女家行礼,行入夫婚。壁画中的嫁娶图细致地表现了婚礼场面的设置:在庭院搭设帐篷,宴请宾客的礼席,围设新婚夫妇拜堂的帐帷和新婚夫妇居住的青庐。还表现了婚礼仪式的全过程:新郎迎亲、乐舞助兴、拜堂成礼、莫雁之礼、共入青庐,举行洞房同牢合卺之礼。又如自北周至宋代的故事画微妙比丘尼、善事太子入海品、佛传、涅盘经变、表现了古代的丧葬习俗,描绘停棺为亡人举哀,出殡送葬、殡葬的丧葬过程;还描绘了行后土之祭,构置坟茔(修筑坟墓四周围墙)、设圹埋葬、地面起坟(堆土堆)的土葬埋葬方式。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二)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和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又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的特点,都可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所未见的。

  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个,绘有众多乐队、乐伎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其它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中几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舞乐场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舞乐;有经变中反映的宫廷和贵族燕乐歌舞场景;有天宫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飞天的舞蹈形象,供养伎乐等。还有藏经洞保存的舞谱及相关资料。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时空艺术,古代的舞蹈形象,我们现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称舞蹈艺术的博物馆,保存了无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代表了各时代舞蹈发展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

  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十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敦煌壁画自十六国至西夏描绘了成千成万座计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画,有佛寺、城垣、宫殿、阙、草庵、穹庐、帐、帷、客栈、酒店、屠房、烽火台、桥梁、监狱、坟莹等等,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组群建筑,有单体建筑。壁画中还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部件和装饰,如斗拱、柱坊、门窗、以及建筑施工图等。长达千年的建筑形象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中国建筑史。可贵的是,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间建筑的面貌,填补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资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宝贵建筑实物资料。


  (三)科技价值

  本生、佛传故事画、弥勒经变、法华经变,有许多耕获图,表现一种七收的内容。图中展现了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间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农夫一牛拉犁、二牛拉犁(二牛抬杠)耕地,妇女持装籽种的篮子播种,头戴笠帽、手持镰刀的农夫,收割成熟的庄稼,男子抡连枷打场,男子以木杈、木锨,女子用簸箕、扬篮扬场等。壁画中还逼真地描绘了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除上述提到的工具之外,还有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耙、锄、铁锨、扁担、秤、斛、斗、升,特别是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中出现的能调节耕作深度的曲辕犁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工具的唯一的珍贵图像数据。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壁画上不仅留下了商旅交往的活动情景,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他们有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各异,牛车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棚牛车,马车有驷车、骆车,还有骆驼车、童车、独轮车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国为世界交通工具做出独有贡献的独轮车、马套挽具(胸带挽具和肩套挽具)、马蹬、马蹄钉掌等珍贵的图像数据。

  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五百盲贼得眼皈依故事画,表现了骑着战马的骑兵,与身穿裤褶的步兵(强盗)作战的场面。画面上画出了马铠,它是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古称具装,或具装铠。第285窟马铠的形制齐全,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鞍后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反映了汉代已有的具装,到北朝时期已发展为完备成熟的保护装备。马铠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为世界军事装备所做的独有贡献。敦煌保留了珍贵的图像数据。

  隋至西夏的尊像画、药师经变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绘画了玻璃器皿,有碗、杯、钵、瓶、盘等器型,它们呈透明、浅蓝、浅绿、浅棕色,器型、颜色与纹饰表现出西亚萨珊风格或罗马风格,说明了这些玻璃器皿是从西亚进口的。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贸易。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纪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的《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于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圹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主要为初唐至盛唐的写本。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

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书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治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着《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敦煌歌辞,过去一般称为曲子词,除少数文人作品外,大多数来自民间,作者几乎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这些歌辞中,值得一说的是《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这个集子编选了30首作品,从时间上看,明显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敦煌歌辞由于作者的广泛性,极大地影响了题材内容和创作风格,使得它的题材内容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姿多彩。另外,一些民间小唱如《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也属于敦煌歌辞这一范畴。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份。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敦煌文献中的话本小说主要有《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韩擒虎话本》、《庐山远公话》等,为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敦煌俗赋有《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丑妇赋》等,是古代辞赋通俗化的产物,和文人赋有明显区别。此外,还有如讲经文、因缘、押座文、佛赞、偈颂等文体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文学性很强的佳作。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资料,如《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毛诗音》、《楚辞音》、《正名要录》、《字宝》、《俗务要名林》等。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方面的内容。数学方面有《九九乘法歌》、《算经》、《立成算经》等,这些都是我国现存算术中最早的写本,是研究中国数学史的重要史料。天文学方面,有《二十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全天星图》、《紫微垣星图》等,它表明我国天文学在当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为我国天文学和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古代,天文和历法是密不可分的,敦煌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编制的,其中《宋雍熙三年(986)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已引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星期制。医学类的文献,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有近百卷,大致可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这些医书不仅为传世医书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古老的版本,同时,出于这些医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提供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内容。不仅对医学史研究有意义,而且在今日临床医学中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敦煌文献保存4—11世纪连续不断的纸张样本,是研究造纸术的活材料。敦煌文献中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实证。这些科技史料的发现,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

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对不起,该分类无任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