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铁事-王圆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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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道祖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守护,奇人遇奇事。

  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发现莫高圣境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   “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

  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否则,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