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圆箓

-浅谈王圆箓-

>> 探索&文化 >> 王圆箓 >> 浅谈王圆箓

  浅谈王圆箓
  怀着对敦煌史的兴趣,我选择了《敦煌文化之旅》这门课,一学期下来,也对敦煌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雄伟的壁画、壮观的经书、悠远的音乐„„一切的一切,让我感叹其中,也沉迷其中。想想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当数王道士。王道士,本名王圆箓,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众所周知,王道士是个道士,但他却沦落到莫高窟这个佛窟,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恐怕只有王道士才懂得吧。但历史并没有同情这个迫于无奈的小人物,而是硬生生的给他安上“罪人”的罪名。曾经的我也只是一味的指责王道士的贪财,但经过了学习,我懂得了他的无奈。忍不住想要为他分辨几句。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只是因为天灾,沦落至酒泉;只是因为迫于生计,到莫高窟做和尚;只是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只是因为国人没有人理他„„所以,他被批判至今。难道王道士就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没有王道士的不经意,或许藏经洞至今还不为人知;如果王道士没有把藏进洞内的宝贝流落出去,或许藏经洞早就毁于战乱,亦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无情的摧毁„„这种种可能,都会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损失。然而,就是这个受万人唾弃的王道士,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说,王道士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藏经洞里的瑰宝。
  再者,文物流落在外都是王道士一个人的错吗?这显然也不是。子发现了藏经洞之后,王道士并没有马上把洞中宝贝贱卖给外国人,他与当朝政府各级官员都做了一定的沟通。但是,腐败的清朝廷并没有人理他。
  历史选择了王圆箓。按一般定律,发现是头功。他是敦煌文物的首先发现者,他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亲自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文明之窗。理应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正面角度给予肯定。王圆箓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最早走进洞窟,藏经洞的洞门由此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首先发现了藏经洞是有功的,不能视为过错。
  王圆箓为保护敦煌文物文物做过努力。证据是藏经洞发现之后,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当时藏经洞的发现顿时使王圆箓目瞪口呆,由于他没有多少文化,不知道这些宝物为何物,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再次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并取出几卷经文请王县令过目,汪宗瀚虽然也有一点知识,也可能看出了这些藏经有一定的价值,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瑰宝对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真正价值,所以并没引起他的重视。只是同一些地方士绅前往莫高窟藏经洞大略检视翻阅了一遍,吩咐王道士妥为保管,并向王道士索取一些画像和写经,留为私物玩味欣赏,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在官场上拉关系,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可是廷栋只看了经卷上写的字,认为那个字还没有自己写得好,内容是什么根本就没看,就轻蔑的说句:“无足重”,对王圆箓送来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自此王圆箓沮丧透顶,再也不去找那些自以为是,只顾当官享受,不识宝物为何物的官员了,从此也没有兴趣再去管这些古董了。后来被甘肃学政叶昌炽知道,叶昌炽很有兴趣,但其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他曾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这些文物如数运解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腐败的清政府以运费难筹为由,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根本就没有想到该怎样去保护,更不要去说研究了。官员们的冷漠让王道士没意识到这些宝物的价值,对于外邦人出高价(在王道士眼里已经很高了)买这些看似没什么价值的经书,王道士肯定是何乐而不为了。并且他还有一点值得肯定,在贩卖经书的时候,他不让那些外国人进去藏经洞,说明他还是挺警觉地,伯希和是求了他很久才让进的。
  敦煌文物被破坏的主因,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学术界反映迟钝所致。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有心破坏敦煌文物,则不是,他最多只是清政府地方毫不在意敦煌文物而造成恶果的替罪羊,因为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都拿着清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普通道士,一个普通道士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违反政府当局的意志,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
  另外,国内学术界对敦煌文物的集体无意识,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损失的重要原因,综观国外深入敦煌盗宝者,都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术名家名人,他们来到国内,来到敦煌,国内学术界对他们的目的和研究课题一无所知,以至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国内学术界没有任何反响,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限制,任由外国人为所欲为,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王圆箓出买敦煌文物,从个人角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王圆箓是道教信徒,必然以弘扬道教为价值取向,敦煌文物是佛教文物,不在王圆箓迫切关注和重视之列。二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三是他为了完成建造道观“太清宫”的宏愿,出买佛教文物,为道教事业服务,从他的心态讲,是值得的,无内疚感的。四是在王圆箓将敦煌文物出买给斯坦因之前,双方进行了长谈,从宗教信仰角度取得了共识,沟通了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综上所诉,宝物流落在外并不是王道士一个人的错。最后,我还想要说的一点是,宝物没有流落在外真的就好吗?首先,如果这些经书还留在中国,他真的能保存完好吗?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问号的吧。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少文人被批斗,多少好的书籍被毁掉,藏经洞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还能保存下来吗?所以说,经书流落在外至少还能保存下来。其次,如果这些经书还留在中国,它还能像现在那样的高关注度吗?人的一个通病就是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只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如果经书在中国,不用辛苦的奔走各国去搜集材料,我想,很多人就没有那种热情了,那么,有很多东西估计到现在还是没有被破译,没有被破译,再珍贵的东西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说,王道士又在无意中能够做了件好事。
  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再坏的人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再好的人也会有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思想看待人,不要盲目的跟随潮流,要有自己的观点。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出于对敦煌道士王圆箓向外国人出买莫高窟文物的愤怒,用尖酸刻薄之语对王圆箓进行了无情批判,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等等,言辞之激烈,完全不象一篇散文,而象一篇声讨檄文。王圆箓果真如余秋雨所言,要受到这样猛烈的批判吗?他真是历史的罪人吗?真的一点功劳都没有吗?《道士塔》以近乎谩骂的口吻,断言“历史已有记载,他(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而且是一个“太卑微,太渺小,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的人,一个“肮脏的土道”。“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